政治腐敗：美國國會中司空見慣

19世紀中葉，政治腐敗在美國國會中就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據統計，被馬克?吐溫稱的“鍍金時代”（GoldedAge,1870～1898），有約十分之一的國會議員公開腐敗。歷史上有一系列重大政治腐敗案件，如在1872年披露出來的莫比里爾信托公司丑聞；在1934年垮臺的坦慕尼協會（Tammany Hall），被指控聯合犯罪團伙操控紐約，以及操控選舉等；1972年的“水門事件”更被看成是美國自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政治腐敗案。

當然，美國在治理腐敗問題上也有過系列舉措，美國青年學者所著書籍《美國的腐敗》中就以大量筆墨介紹了美國政治腐敗案例及自建國直至20世紀，在關于反腐上國家作出的努力，出臺法律法規等相關舉措。如出臺反賄賂法、反游說法等。1907年的《蒂爾曼法案》(Tillman Act)，首次禁止銀行或公司直接向聯邦競選人捐款；1940年的《哈奇法修正案》(Hatch Act of 1940)，將美國公民個人每年捐贈給聯邦競選人或者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數額限制在5000美元；1971年的《聯邦競選法》(The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of 1971)，初步確立了競選財政管理法規的基本架構；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Ethics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規定了政府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等等。然而，時至今日，通過民調顯示，多達70％的美國公民依然認為他們的政黨是“腐敗”的。美國民眾對國會大多數議員的印象已固定在脫離民眾、只關注特殊利益集團和腐敗三大問題上。

即將于2017年1月20日履職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競選中的系列承諾中，關于要“抽干（華盛頓的）沼澤”（drain the swamp），被認為是抓住了美國社會的根本問題，使得他贏得大眾認可的關鍵一環。他還曾在三輪電視辯論結束后，在與競選對手希拉里一起出席慈善晚宴時諷刺說“這是希拉里首次對大型商界領導人聚會講話不收費”。他在“百日新政”中，也特地提出一項針對政府官員的職業道德的改革，計劃包括：規限國會議員的任期；打擊“旋轉門”現象，禁止行政官員在離任5年內擔任說客；擴展“說客”的定義，限制行政官員離任后以“顧問”或“咨詢”等名義掩蓋“說客”身份；終身禁止高級政府官員為外國政府游說；限制外國說客在美國選舉中捐款。這項改革計劃中提到的如“旋轉門”“說客”等正是美國政治腐敗上的關鍵詞。

腐敗合法：“游說一條街”與“權錢旋轉門”

在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山和白宮之間有一條街，叫K街，這條街上每天云集了大批智庫、游說集團、公關公司等，注冊的說客有一萬多，而從事這行的高達十幾萬人， 這些說客專門替各個利益集團游說美國聯邦政府和國會，尤其是國會議員。每天都有大量的政治和權力在這條街上交易，堪稱國際政治中心，此條街也因此得名為“游說一條街”。

這些說客很少會直接塞錢，而是行使合法的 “軟賄賂”，比如請政客們演講、出書、旅行訪問等。同樣的，也只有少數“愚蠢的”政客才會直接接受賄賂，“聰明的”政客都會選擇以間接的方式獲利。大多數情況下，權錢交易得非常隱晦。據媒體揭露，美前副總統切尼幫助他曾經擔任總裁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服務公司哈里伯頓在伊拉克拿到了訂單；希拉里在任國務卿期間，美國國務院為克林頓基金會捐款者提供便利。

最令人震撼的腐敗大案是，2006年披露出來的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的“游說門”事件。他神通廣大，以拉攏游說位高權重的政府官員和議員，替人謀事收取報酬為業，如提供競選資金、免費豪華出國游、高價體育比賽門票、高檔餐廳免費享受以及為他們的親屬提供就業機會等。在為美國印第安族部落開辦賭場進行游說這一事件中，密西西比等州的6家賭場,為獲得免稅等特權就向其支付了高達8200萬美元的游說費。案發后，國會議員中退還政治獻金的多達78人。據美國政治監督組織“回應政治中心”統計，1999年至2006年，共有296名國會議員曾接受阿布拉莫夫及相關人士的政治獻金，其中包括前共和黨眾議院領袖湯姆?迪萊(TomDeLay)。

議員在收受好處之后，各自盡力為利益方辦事，國會中也出現了亂象。著名的“豬肉桶法案”，就是與會議員與不能與會的議員之間關起門來做的幕后交易，在通過的項目后，附加一系列其他內容，而這些附加內容并不一定需要國會的審議。以此國會中形成“互相關照”的“合作”氣氛。

更甚的是，說客和政客可以互相換位的“旋轉門”現象司空見慣，這也為腐敗問題提供了生長的土壤。所謂“旋轉門”是指個人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雙向轉換角色，從而可以為個人和利益集團牟利的現象。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由產業或民間部門進入政府。主要是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和商業利益集團游說者進入聯邦政府擔任要職。在特殊的背景之下，他們在制定政策和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偏袒特定的商業利益集團。二類是由政府進入私人部門。主要是指公職人員跳入薪水豐厚的私人部門，并在職位上利用之前的行政工作經驗或政治影響為私人雇主在聯邦政府的采購和管制中求得利益。

前總統克林頓的國防部長科恩離職兩天后就創立了咨詢公司，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塞繆爾?伯杰、前白宮辦公廳主任托馬斯?麥克拉蒂等也步其后塵。《紐約時報》指出，他們“巧妙地”為華盛頓政府部門與利益集團牽線搭橋，出售“打通門路的本事”。據數據統計，1998年到2006年間，共有2200多名前政府雇員成為說客，其中包括200多名前國會議員或政府部門首腦。

美式民主：選舉政治等于金錢政治

1966年加利福尼亞州議員杰西?安若說過一句揭露美式選舉本質的話“金錢是政治的母乳”。在此之前，兩度輔佐威廉?麥金萊當選總統的競選經理馬克?漢納也不加掩飾的坦言：“要贏得選舉，需要兩個東西，一是金錢，第二個我不記得了。”美國民主很大程度上是“金錢民主”。

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1月裁定，企業和工會有權無限制地在大選周期內向支持且獨立于候選人競選團隊的組織，即“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此舉更為權錢交易打開法律方便之門，不受限制的政治獻金成為左右總統、國會及地方選舉的關鍵。

據數據顯示，在2014年美國經濟不景氣和高失業率并存的情況下，兩黨的選舉還是花掉了36.7億美元。因而由學者指出：當通向白宮的跑道上鋪滿了黃金之時，是“驢”還是“象”最終染指總統寶座已不那么重要，最大的贏家是某些訴求特殊利益的壟斷經濟精英。

公共官員在選舉中公開“兜售”政治利益而獲取選民的支持是可以被接受的。據美國支付服務公司WEPAY在2016年10月所作的一項調查報告披露，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特朗普都斥巨資為自己爭奪選票，希拉里競選團隊融資總額高達3.73億美元，競選花費3.05億美元，特朗普競選團隊融資總額也達到1.66億美元，競選花費1.15億美元。兩位候選人所募集以及競選花費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個人和機構的競選捐款，毫無疑問，這些巨額資金，普通民眾無法承擔，只有富人和利益集團才出得起。因此，一些法律和判例，就有可能為利益集團提供不受限制的政治現金打開方便之門。如此一來，政客和利益集團的利益是一致的，有錢人和沒錢人之間的政治權利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

社會后果：助推貧富兩極化 中產階級空心化

美國貧富差距巨大本已成常態，但近年來依然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很多，由于政治腐敗催生的“馬太效應”是其中重要的因素，“窮者更窮，富者更富”。爆發于2011年9月17日的“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主要由失業者、大學生以及工會、社團成員組成，他們聲稱代表99%的社會民眾，受到最富有的1%的人的剝削。抗議示威者表示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競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這個抗議活動將貧富差距，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推至風口浪尖。美國雖是超級大國，但貧富差距卻位居發達國家之首。據美國布魯金斯智庫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0.1%的富人與90%的平民所擁有的財富不相上下，美國1%的富人收入占全美人口總收入的20.1%。統計報告顯示，過去20年，美國1％最富有的人財富增長86％，其余人口的收入不增反降。美國的土地私有制使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另有數據顯示，2010年至2013年，前10%的白人家庭當中，家庭財富都在126萬美元以上，但白人家庭財富的最低值僅為不到1.0468萬美元。即一個典型的富有白人家庭比一個典型的貧窮白人家庭要富120倍。這種極端分化的現象已經激發了中下層民眾的不滿和憤怒情緒，要求改變華盛頓現行政治體制的呼聲日漸高漲。

被視為二戰后美國經濟繁榮與穩定的基石，以中產階層為主、極富與極貧的人數都很少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如今已經發生變化。據上述布魯金斯智庫的報告顯示，美國中產階層在數量和財富擁有規模上均呈萎縮趨勢，人數占比已跌破總勞動人口的50%，降為1.208億人次。據統計，中產階層家庭收入占美國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1970年的62%降至43%。無論從人口數量還是家庭收入來看，中產階層不再是美國社會的主力軍，呈現“空心化”趨勢。

作為美國主要消費群體的中產階層生活水平下滑，不僅預示美勞動力市場正經歷結構性變化，也給以消費為主要經濟增長動力的美國經濟增添了不確定性，將是美國面臨的重大挑戰，成為美國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常紅 程曉霞）